一篇惨不忍睹的文章——评《被基督教延迟一千年的文明》

作者：赵晓

网友“金山银山”求教，提及一篇名为《被基督教延迟一千年的文明》的文章。

坦白讲，若非这位朋友真诚的求知之心，对于这种“黑暗中世纪”+“启蒙思想”论的混合文章，我大概一目十行便会弃之，因为立论完全不具价值。然念及网友诚恳求知之心，姑且回之。

该文的基本立场，可概括为：“基督教压制思想、敌视财富、阻碍文明，自然法与市场秩序原本发源于希腊罗马，却被基督教中断千年。”

此一立论，看似叙事宏大，震古铄今，简直就要开宗立派，实则漏洞百出，惨不忍睹。

不妨从四个层面指出其问题——逻辑、历史、神学、思想，并进一步说明基督教如何在文明进程中扮演奠基者、整合者、更新者的角色。

同时，或许更值得大家思考的是：为什么中国人容易被这类极端文章欺骗？为什么我们总以为“文明源于摆脱宗教”？为什么自然法和自由制度只能归功于启蒙理性？难道这真是历史的全部真相？

一、逻辑错误：硬伤比比皆是

1.单因论谬误

该文将中世纪的制度与技术停滞，完全归咎于“基督教思想垄断”。然而这早已被严肃史家所弃。文明演化如大河奔流，受瘟疫、战争、地理、资源、制度演变等多重变量影响，岂能“一因论”概之？

2.因果倒置

假设“有教会 → 文明倒退”，却忽略教会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文化庇护、对蛮族的转化与社会稳定的作用。修道院抄写古卷，主教设立学校，教会法延续罗马传统，皆为现代大学与文艺复兴奠基。

3.二元误设

把“自然法”与“神意律法”对立，仿佛水火不容。但在阿奎那等正统神学中，自然法乃是人类理性参与上帝永恒法的路径。理性不是抗神，恰是从神而来。

4.以偏概全

引用“富人难进天国”就断言《圣经》仇视财富，却无视《箴言》《传道书》等整本《圣经》对诚实劳动与正当财富的肯定。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、“文革”作风。

二、历史错误：脱离事实，任意杜撰

1.“黑暗时代”神话

“黑暗中世纪”是文艺复兴与启蒙思想家编织的历史叙事，用来抬高自己、贬低前人。学界现普遍承认：中世纪创造了大学制度、经院哲学、哥特建筑、机械科技，保护并传承文明，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时代。

2.自然法起源误读

自然法并非启蒙之重新发明，而是在中世纪神学中系统建构。阿奎那提出“永恒法—自然法—人定法—神启法”四层结构，对后世法律哲学影响深远。启蒙思想家不过是去掉了神学根基的“再包装”。基督教国家重自然法，无神论国家强调法乃权力意志，why?

3.工商文明早于启蒙

荷兰共和国（1581）是世界第一个同时具备宪政、商业和证券制度的国家，其动力来自改革宗的天职伦理与契约精神，而非启蒙理性。洛克、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尚未出生时，荷兰工商、海运、资本市场已繁荣百年，现代工商文明早已由新教兴起，何以解释？

三、神学误解：一知半解，反以为高论

1.自然法本义被扭曲

在基督教中，自然法从来不是“理性反抗神意”，而是“理性顺服上帝”。阿奎那说得很清楚：自然法是“永恒法在理性存在者中的参与”。将自然法与信上帝对立，意图为无神、去宗教张目，实为可笑至极！

2.财富观念极端化

《圣经》并不贬斥财富，而是警惕贪婪与不义。加尔文的天职观更肯定诚实劳动、守约交易、节制消费，把商业视为荣耀神的方式之一。

3.加尔文主义与工商文明

加尔文主义强调契约的神圣与信徒在世俗岗位服事神，由此催生了现代工商文明的制度伦理。瑞士、荷兰、苏格兰、美国的发展便是明证。事实上，基督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妈妈，没有新教伦理，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，也就没有人类今天的工商文明。

四、思想混乱：逻辑自悖，自造神明

1.“圆神哲学”虚无缥缈

所谓“圆神”是自己造神，毫无思想渊源，只是人为臆构，妄图把“自然秩序”神格化，沦为新的理性神权主义。没有“自有永有”的上帝创造的“自然秩序”，何来“自然”？何来“秩序”？

2.理性专制替代信仰自由

标榜“理性胜利”，却把“自然律”封为绝对，实则是“理性压制良心”的新版极权。

3.否定信仰，却依赖信仰果实

贬低基督教，却推崇法治、平等、自由、契约，这些恰恰是《圣经》人观孕育出的文明成果。正如C.S.刘易斯所言：“砍倒生命之树，却要靠它结的果子。”

五、基督教对文明的更新与突破：从古典到现代

1.古典理性的边界：制度与权利脱节

希腊罗马虽讲自然法，却未落实为普遍人权。斯多葛言“理性共通”，现实仍维持奴隶制与男权；西塞罗谈“普遍理性”，并不否认奴役。奴隶制、男权与君主专断盛行，人仅被定义为“社会角色”，缺乏“人之为人”的本体尊严。

2.人观革新：Imago Dei → 普遍尊严

《创世纪》1章27节宣告“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”赋予一切人不可转让的尊严。《加拉太书》3章28节更提出史上最强烈的平等宣言：“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”。奥古斯丁与阿奎那发展出“人格/位格”概念，为后世权利哲学奠基。

3.权力限度：原罪逻辑 → 宪政法治

《圣经》揭示人因罪而权力必腐，因此必须制衡。《撒母耳记上》8章批判“求王”冲动；加尔文主义强调多中心制衡，孕育了宪政分权。阿奎那“恶法非法” （lex iniusta non est lex）的原则，则成为反抗暴政的重要基石。

4.信仰结果：制度丰收

瑞士宗教改革（16世纪）：加尔文在日内瓦建构“神治下的共和自治”，实践了圣约共同体的模式，成为日后新教宪政与民主的“实验田”。

荷兰共和国（1581）：在改革宗信仰影响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，孕育了证券市场、宗教宽容、地方自治。

苏格兰盟约运动（17世纪）：以“圣约神学”为号召，确立人民可对抗暴君的权利，对英国清教徒革命和美国独立都有直接影响。

英国内战与清教徒革命 → 推动代议与宪政雏形。

美国独立（1776） → “造物主所赐人权”成为根基。

废奴运动 → 基督徒以“神形象论”推动解放。

现代人权观念 → 源于基督教人观，而非启蒙的突变。

5.小结：从信仰到制度的内生链条

没有 “神形象”，也就没有普世人权；

没有“圣约精神”，就没有契约政治与市场秩序；

没有“上帝高于王”，就没有“法律高于权力”的宪政秩序。

六、结论

这篇所谓《被基督教延迟一千年的文明》，在逻辑上漏洞百出，在史实上错误连篇，在神学上支离破碎，在思想上陷入理性偶像与无神论崇拜。它不是一篇学术讨论，而是一场“理性主义迷思”下的意识形态误导。

历史与事实的证明恰恰相反：基督教——尤其加尔文主义——不是文明的压制者，而是自由世界的奠基石。真正推动宪政、市场、法治、人权的，不是人对神的否定，而是人因信仰而来的自由责任。

文明，不是摆脱神权之后才开花，恰恰相反，乃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才真正结果。历史对比最清楚：中国两千年没有基督教传统，同时也没有真正的工商文明、宪政民主与人权自由。有的是什么？鲁迅一语中的：“吃人！”——在上帝被践踏、神的形象被否认的地方，人也必然被践踏；唯有在上帝被高举的地方，人才被真正尊重。

没有基督教，其实就是撒旦的敌占区，伴随的是黑暗与灾难；有了基督教，才可能进入光明的解放区，才有自由、人权、财富与文明。中国若要告别几千年的历史黑夜，走向现代的光明，没有真理的信仰，靠什么“圆神”，这可能吗？

为什么这种无脑文章容易流行？因为它以粗暴叙事、狂妄论断迎合了无神论教育长期的洗脑，几代中国人对宗教充满怀疑，却对理性与制度抱有幻想。然而，越是简单粗暴的叙事，往往越远离真相。

如果善良的人真的关心人类自由的未来，关心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，就必须突破“启蒙幻觉”、理性自负与无神论谎言。真正的自由，决非摆脱上帝的主权，而是在祂的秩序中得以释放，在祂的真理中得以自由。纵览历史并放眼世界，今日人类最先进的文明，从来不是理性战胜宗教的结果，而是信仰结出的丰硕果实。

有道是：没有上帝的地方，“文明”只能吃人；唯有在上帝被高举的地方，文明才能尊重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