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场经济：自古常态还是新教奇迹？——年鉴学派的盲点与荷兰的首创

作者： 赵晓

拙作《市场经济来自亚当·斯密？不，你欠了荷兰的……》发表后，好友干城提出一个很有启发的问题：

依法国年鉴学派（école des Annales）的说法，市场经济是欧洲自古即有的历史传统，并非近代之产物；因此，把市场经济归功于亚当·斯密，或说由荷兰“发明”，都不妥。当代中国亦然：先秦已有发达的市场交易，司马迁《史记·食货志》早有精深总结。基于此，他建议将我的论断限定为“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”。

这一提醒很有价值。但问题的症结在于——概念未被区分清楚，讨论就是一团浆糊。为此，本文要厘清四个常被混淆的概念：市场交易（market exchange）、市场经济（market economy）、资本主义（capitalism）与市场文明（market civilization），帮助人们看到年鉴学派的问题，也真正懂得何为市场经济。

一、市场交易 ≠ 市场经济

市场交易自古皆有：从中国中原到阿拉伯的商路，从希腊罗马到非洲的集市，人类一旦出现分工，必然发生交换，就会有市场交易出现。

但拉个集市，在家门口摆个小摊，并不等同于“市场经济”。判断一国是否为“市场经济”，关键不是“有没有交易”，而是是否存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：

以武力掠夺为主导（蒙古征服）→ 武力配置；

以皇权命令为主导（中华帝制）→ 行政配置；

以官僚计划为主导（苏联体制）→ 计划配置；

以权贵关系为主导（当今许多“半吊子”国家）→ 权贵配置；

请记住：唯有价格信号与市场秩序主导资源配置 → 才能称为市场配置，也就是市场经济。

因此，“有交易”只说明“存在市场交换”，并不代表“资源配置由市场主导”。

即便在蒙古的铁骑下、皇权专制下，乃至苏联计划经济下，都依然会有零星的商品交易。

我自己在计划经济与文革年代也亲历过：当时仍有小商贩走街串巷收废品、卖米糖，甚至政府每年还会特许几天“物资交流会”。

但这些统统都不能称为市场经济。

若硬要把这种“夹缝中的交易”算作市场经济，就如同：

在瓦砾中发现几粒米，便说这其实也是粮仓；

在沙漠里看到几株野草，便声称这就是森林；

在阴雨天偶尔透过一缕阳光，就宣称这是盛夏的烈日；

在奴隶市场或权贵府邸的强买强卖，就当成自由市场的典范。

这样的说法既失真，又失准。真正的市场经济，必须是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，并且有产权、法治和制度的保障。

为了避免混乱，可以再对比几组常见的经济形态：

1、自然经济（natural / subsistence economy）：以自给自足为主，偶有交换，但交易不主导资源配置。

2、商品经济（commodity economy）：交换普遍化，但价格机制受制于皇权、军事或宗法等外力，无法主导。

3、计划经济（planned economy）：政府计划与行政命令主导，市场沦为附庸。

4、权贵经济（crony capitalism）：交易繁荣表象下，资源配置由权贵关系与特权网络决定，市场失去中立裁判。

5、市场经济（market economy）：价格机制成为核心信号，产权明晰、契约自由、法治保障，市场真正成为“看不见的手”。

对比之下，结论很直白：市场交易是人类常态；市场经济是历史例外。

二、年鉴学派的贡献与盲点

年鉴学派强调“长时段”（longue durée）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连续性。布罗代尔（Fernand Braudel）的“三层次”框架尤其有名：

物质生活（material life）：农耕、手工、日常交换；

市场交换（market economy）：地方/区域交易网络，自古存在；

资本主义（capitalism）：更高层级的体系，能够操控并超越市场，常与国家权力结合。

其贡献在于：凸显交易网络的历史连续性，并把“资本主义”界定为近代的新质突破。

但盲点同样明显：他们把“有市场”泛化为“有市场经济”，忽略了市场是否真正主导资源配置，更没有看到法治、产权、契约这些制度条件的重要性。结果就是：概念外延过宽、黑白灰全都不分，最后得出“古今无断裂”的结论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交易热闹的社会，依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。

三、资本主义的伦理维度与制度维度

韦伯（Max Weber）揭示了另一个关键维度。

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—伦理形态：在新教伦理之下，理性致富不仅被正当化，甚至被视为责任与使命。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。

但韦伯主要揭示了“个人理性”的正当性，却较少展开“制度理性”建构的讨论：即如何通过宪政、法治、产权与契约，把个人理性转化为社会层面的竞争秩序。

事实上，只有当个人理性与制度理性对接，财富追求才会沉淀为一种可预期、可复制、可扩展的市场秩序。

四、市场文明：荷兰的首创

这就引出了我强调的第四个概念：市场文明（market civilization）。它不是单一的“交易繁荣”，而是信仰—制度—市场三者耦合的文明形态，至少包含“五个板块”：

1、私有产权保障；

2、生命、自由与财产权受法律保护（rule of law）；

3、宪政与代议制度约束公权力，确保市场中立；

4、契约自由与开放准入，保障竞争与创新；

5、伦理正当性：将理性致富纳入责任—使命的框架（新教伦理）。

近代荷兰首先完成了“个人理性 → 制度理性”的转化：宗教宽容、共和议会、公司法创新、阿姆斯特丹交易所、跨洋金融与贸易网络……在这些制度与观念共同作用下，价格机制第一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分配机制。此后英美在此基础上扩展与深化，全球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由此成型。

一句话概括：市场交易是常态；市场经济是例外；市场文明是奇迹——新教奇迹。

五、中国的对比与镜鉴

中国有市场经济吗？若依照年鉴学派的定义，答案自然是“自古就有”。毕竟，从先秦到唐宋，行商坐贾、集市商路、朝贡贸易、丝绸之路，交易不乏其例。可问题在于，若以“市场主导资源配置”为标准，情况则全然不同。

古代中国：市场机制始终受制于皇权与宗法结构，价格信号从未主导资源配置。《卖炭翁》里“权力强买”的场景，正是市场被扭曲的写照。古代中国当然有交易，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。

当代中国：改革开放后，“市场化”与全球交易激增，中国已成全球第一大贸易国。然而“市场化”并不等于“市场经济”。产权不稳固、法治缺位、契约不自由、政府不守中立，市场机制随时可能被行政命令和权贵关系扭曲，形成所谓“权贵经济”：表面繁荣，却缺乏市场文明的根基。

正因如此，西方国家至今拒绝承认中国是“市场经济国家”。这不应视为单纯的政治打压，也是基于制度现实的判断。

在 WTO 框架下，中国本应在入世后获得市场经济地位，但美欧日一致拒绝，理由是中国价格体系并非由市场主导，而是长期深受政府干预和国企补贴影响。

在反倾销调查中，市场经济地位尤为关键。若不承认，中国产品就会被视为“价格扭曲”，以“替代国”价格来计算成本，从而更容易被征收高额关税。

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战，核心亦非赤字问题，而涉及制度透明度、公平竞争与法治保障的争执。这恰恰说明：国际社会不认为中国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条件。

如果有人真要替中国辩护，完全可以去引用年鉴学派的说法，说“有交易就有市场经济”。那也请他们出来走两步，告诉全世界：西方的标准太苛刻了，中国应该按年鉴学派的标准来算才对。——可这无异于自证其弱：当一个大国只能用“有交易”来证明自己“有市场经济”，其实正说明它缺乏真正的市场文明。

六、结论：分清常态与奇迹

年鉴学派的“市场经济”：侧重交易网络的历史连续性（广义），因此“古今无断裂”。

我所说的“市场经济/市场文明”：强调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及其制度与伦理前提（狭义），因此存在质的分水岭。

两者当然并非谁“绝对正确”，而是定义层级不同。但经济学与WTO等主流标准都站在我这边，因为都不承认“市场交易 = 市场经济”。

结论就是：

市场交易自古就有；

但真正的市场经济，必须由价格机制主导资源配置，并由法治、产权、契约与宪政加以保障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唯有近代欧洲（以荷兰为先）首次完成了这套从个人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转换，由此孕育出市场文明。所以，市场经济不是集市的热闹，而是制度的胜利；不是古今皆然的常态，而是新教文明催生的奇迹。